半岛·体育网页版入口新生活运动始末：与文化领域较量这届国民真的不行？30年代初期，蒋介石面对着内外交困的统治危机。对内，他以全力发动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多次军事“围剿”，并在其统治区进行文化“围剿”，但既不能阻挡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也不能使其动荡不安的统治秩序得到稳定。
他感到这种思想的威慑力量比军事威胁还要可怕，曾感叹地说：“此种思想上之流毒，实较有形匪患尤甚。”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各地抗日反蒋运动日益蓬勃发展。蒋介石为使其统治能够在社会生活方面得到体现，于1934年初在南昌发起一个企图恢复中国固有道德，达到“民族复兴”的所谓“新生活运动”。
按照蒋介石等人煞费苦心的策划，新生活运动试图从国民生活的衣食住行基本方面入手，用“礼义廉耻”等封建的伦理纲常、四维八德，与德意日法西斯的统治手段、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生活方式相混合，来整治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言论行动，使之摆脱主义和其他主义思想的影响，以维护的统治，达到其控制下的国家复兴。
新生活运动的组织发起，与内的“三义力行社”关系密切。力行社成立于1932年3月，蒋介石亲任社长，是直接效忠于蒋本人的秘密组织。蒋介石企图以这个组织为核心加强对全国的控制，为其统治开创一个新时代。1933年9月，蒋就在力行社成员中鼓吹“伟大的中国的第二期，现在已经临到我们头上”。
力行社成员多数到国外考察过，十分倾慕西方的社会生活。有的成员去德国考察，更觉得那里秩序井然，而国内却是糜烂杂乱，遂有倡导新生活的建议。
1933年11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成立“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下分、党务、军事三组，以力行社成员为骨干，制订军事、的大政方针。其中组的设计任务之一是中国文化的改进目标是“要从教育学术和一切文化事业上，将国民心理和社会风气，以至民族的气质性能，使之革新变化，以保根本的挽救危亡，复兴民族”。
这实际上就是后来新生活运动所揭示的基本思想。力行社成员在建议报告中已包含有“礼义廉耻中，应表现在衣食住行”的思想，遂被蒋介石采纳为新生活运动的重要内容。这一运动的筹划设计工作由组中的数名委员暗中进行，其中邓文仪作为力行社的发起人与主要负责人之一，主持了新生活运动的规划工作。
1933年冬至1934年初，蒋介石离开南昌亲自调兵遣将福建事变，他还是留下一些亲信筹划新生活运动的事宜，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后，蒋介石于1934年2月9日乘机飞回南昌指挥江西“剿共”战事。2月12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念周的集会上发表题为《教养卫》的训词。
蒋介石提出“要努力于‘教’、‘养’、‘卫’三件事，而以教育的方法，作一贯的推进。关于‘教，要以“礼义廉耻为基本要义。关于*养，要注重‘衣、食、住、行四项基本生活的修养——(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关于‘卫，要从*严守纪律，服从命令，做到共同一致。”
2月19日，江西南昌各界五百多人齐集百花洲附近的乐群电影院，南昌市各学校的校长、党政军界官员都参加扩大的总理纪念周，蒋介石在会上发表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演。
他首先强调“改革社会”，“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是用武力所能成功的”，而是“第一，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道德；第二，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知识”；而国民道德是通过“衣食住行”四项基本生活表现出来，其道德的标准就是“礼义廉耻”。
他认为东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人们一切行动统统合乎现代国民的要求，合乎“礼义廉耻”，“不要廉耻的饭他们不吃，不要廉耻的衣他们不穿，不合礼义的事情他们不做”，要求中国人的行动要效法洋人。
其次，他要求党政军学商各界，特别是教育界、知识界，“首先能够一齐奋发，以“昨死今生’的精神，共同协力来做除旧布新的工作，然后一般国民才有效法”。
蒋介石宣称：“我们现在在江西一方面要剿匪，一方面要使江西成为一个复兴民族的基础。要达此目的，必须自江西，尤其是从江西省会所在的南昌这个地方开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
他断言新生活运动在“半年以内，一定可以风动全国，使全国国民的生活都能普遍的革新。那时，无论是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无论是要报仇雪耻，复兴我们的民族，都不是什么难事”。
2月2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蒋介石自任会长，邓文仪任主任干事，萧纯锦任副主任干事，李焕之任。次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召开首次干事会议，研究制订新生活运动推向社会的各项规划、章程。会议决定以南昌为试验区，逐步推行。
3月11日，新运促进会在南昌公共体育场召开新生活运动市民大会，南昌及附近二十多县市民中有十万余人被要求参加大会。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均出席大会半岛·体育网页版入口，蒋介石发表《力行新生活运动》的演说。3月18日，南昌新运促进会又组织市民新生活运动提灯大会。经过蒋介石及各级机构的大力推动督促，在短期内南昌的面貌有了改观，新运促进会自称“规矩”、“清洁”两项已大改旧观。
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后，迅速推向全国。南京、上海、福建、北平、江苏等省市，相继成立地方性的新运组织。例如3月21日，何应钦从北平致电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通告北平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
5月，处于半割据状态的山东军阀韩复榘也发起组织新生活运动。6月，蒋介石亲自拟定《新生活运动纲要》，7月颁行全国，作为各地推行新运的理论和组织依据。7月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作为全国开展新运工作的指导机关，蒋介石仍自任会长，熊式辉、邓文仪分任正、副主任于事，阎宝航为，并聘何应钦、陈果夫、张群、康泽、邓文仪、杨永泰、熊式辉、蒋孝先等要员三十三人为指导员。
到1934年底，全国除东北及西南等数省外，南京、上海、北平、湖北、湖南、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福建、安徽、陕西、江苏、浙江、甘肃、察哈尔、绥远、青海等省市均已完成新运的组织工作，平汉、陇海、胶济等铁路线也组织了新运促进会，独立开展活动。新运的组织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
从1934年2月至7月，蒋介石先后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力行新生活》和《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等六篇演说，又修订《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须知》等重要文件，稍后再加订《新生活运动公约》、《新生活运动推行方案》、《新生活运动歌》，形成了新生活运动的一整套理论、方针和方法。大张旗鼓地宣传，以使人们了解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及其目的。
3月5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念周上作《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的演说，他规定“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为“礼义廉耻””，而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礼””。他要求人们要“学礼、知礼、行礼”；“礼一定要有节”，“节就是合理的规矩节度”。他特别强调礼是“四维”、“六艺”之首，是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内容。他把礼解释为循规蹈矩，是同历代封建统治者崇尚“礼治”一脉相承的。
“礼、义、廉、耻”都是围绕“礼”来阐述的，而礼的核心就是要人们遵守社会定律和国家纪律，也就是政权存在以及由该政权制订的法规法律。说到底是要老百姓做政权的驯服臣民，从而消弭人民的正义斗争和主义运动的发展。
蒋介石说：“新生活运动之意义和内容，可以综合起来说，就是：要使全国国民从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上表现我们中国礼义廉耻固有的道德习惯来达到行动一致的目的。”
提出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具体标准，只有做到这六点，“才能是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但从他通过“蔬米布帛”、“家常便饭”的规定中不难看出，他的目的是要使人们循规蹈矩、安分守己、严守纪律，不要“犯上作乱”。
《新生活运动纲要》的结论中说：“新生活运动者，即除去不合理之生活，代之以合理之生活。”也就是说，“必须提倡以“礼义廉耻为日常生活之规律”。“提倡“礼义廉耻’，使反乎乱邪昏懦之行为，求国民生活之军事化”半岛·体育网页版入口，“使反乎争盗窃乞之行为，求国民生活生产化”；“使反乎粗野卑陋之行为，求国民生活之艺术化”。
一年后，蒋介石对这个“三化”问题又作了进一步说明：“所谓军事化者，并非欲全国同胞悉数武装悉赴疆场也，只期其重组织，尚团结，严纪律，守秩序，知振奋，保严肃，一洗从前散乱浪漫推诿因循苟安之习性已耳。
所谓生产化者，亦非欲全国同胞胥作农工或尽事商贾也，只期我同胞人人能节约，能刻苦，能顾念物力之艰，能自食其力，以从事劳动生产之途，一洗从前豪奢浪费怠惰游荡贪默之习性已耳。
所谓艺术化者，更非欲全国同胞均效骚人墨客画家乐师之行为，只期其持躬接物，容人处事，能肃仪循礼，整齐清洁，活泼谦和，迅速确实，一洗从前之粗暴鄙污狭隘昏愚浮伪之习性已耳。”
蒋介石把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和目的讲得天花乱坠。但新生活运动从开始就带有强烈的色彩。蒋介石把民众反抗势力的斗争，同统治集团中的黑幕混为一谈，把等统治者所造成的社会灾难，诬称为人民“麻木”、“堕落放纵”、“昏庸”所致。
蒋强调新运的基本要求是生活，要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礼义廉耻”的精神发挥出来，进而达到更高的目标，即找到一条“今日立国救民唯一之要道”。力行社的骨干、新运总会的干事贺衷寒讲得很明白：“新生活运动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底破坏运动，改变成一个建设运动。
‘五四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完全不要，今天的新生活运动，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加以发扬。”按照蒋介石所设计的“新生活”，实质上是用中国几千年固有的封建道德与德意日法西斯的统治手段、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生活方式相混合，使人民停止反抗；同时也用这种混合体去号召他的党徒，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指挥下，为“攘外安内”政策效劳，巩固其统治。
新生活运动从1934年2月由江西南昌发起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是它的发端和比较认真实施的阶段，其中又可分为江西和南京总会两期。
“尤其是从江西省会所在地的南昌这个地方开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个礼义廉耻的新生活”，即要对江西的人心加以“彻底改革”，使其成为“一个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基础”，成为新运的试验地。
“先以‘规矩’与‘清洁两项为第一期运动之中心工作”，“务使以后在南昌社会或市民身上找不到一点不守规矩、不讲清洁的习惯”，规矩运动包括“服装要规矩，容貌要规矩，出门要规矩，待人接物要规矩，食衣住行要规矩，一切行动要规矩”，也要戒绝嫖、赌、烟及酗酒等。
关于清洁运动，要求个人方面从锻炼身体做好，次及衣服、被褥、饮食、器具、日常生活习惯等，都有严格的办法。对住户、商家、机关、学校、公共场所也有多项要求。
如《新生活须知》中规定，要整理市容半岛·体育网页版入口、打扫住屋、整理公共场所和交通秩序。不准赤膊，不准当街吸烟，不准随地吐痰，不准随地小便，走路要靠右边走，不准打人骂人，帽子要戴好，鞋跟要拔上，纽扣要扣正，等等。
其次决定每月1日和15日为检阅日，检查规矩、清洁情况。由宪兵、和新运会干事组成检阅队，按南昌十五个区，分成十五队具体执行。如发现违反规定的商户，给予劝导、纠正及警告。
第三是考核奖惩阶段，对成绩优良者，分别给予书面奖励、登报公布、或者发给奖状。对不合格者，给予书面警告，以至停业处分。
新运会通报说：新生活运动开展后，南昌市于短促期间，收效颇宏。而规矩”清洁’两项，大异旧观”。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省市和铁路交通干线也开展“规矩”、“清洁”运动，还开展识字、体育、守时、节约、禁烟、禁赌、服用国货、造林、放足、举行集体婚礼等多项活动。
在新运推行一周年之际，蒋介石感叹新运的成绩进度“未能尽如吾人之所期”，又提出新生活运动的第二步骤，即实施《新运纲要》中所提出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三大原则。
1935年4月，新运总会颁布实行新生活三化的初步推行方案，公布《劳动服务团组织大纲》，规定团员每日至少义务劳动一小时。当年各省劳动服务团共有295个，总人数达6.9万余人。
至年底，四川、云南、贵州、宁夏等内地和边远省份也相继建立新运组织，还有十二条铁路及1132个县成立了当地的新运促进会。新运总会还提出开展守时、民众识字、体育、开渠、筑路、修桥补路、提倡国货、戒烟戒赌等运动。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发起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蒋介石提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定要与新生活运动同时并进，相辅相行”，在此前后，各地纷纷开展新生活运动，利用劳动服务团为地方建设服务。
如湖北省曾组织武昌市、汉口市市民中18岁一45岁的男子、公务员、学生等参加，工期约30天。绥远省军队也组织了新运劳动服务团，在1935年秋天，参加修筑道路的工程。
1935年12月五届一中全会后，蒋介石兼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实际上全面掌管了的党、政、军的最高权力。
总会迁京后，调整了内部人事组织，蒋介石仍任会长，改任钱大钧为主任干事。又经过了几次改组，1936年3月1日，改正、副主任干事为正、副总干事，由黄仁霖任总干事，实际负责新运具体实施工作。
在总会下增设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任指导长。此后，新运组织仍在扩大。1936年7月陈济棠在广州宣布下野后，新运迅速在广东推行。至此，国民政府下属的省区，除被日本侵占的东北及盛世才控制的新疆、李宗仁控制的广西外，均成立了新运促进会。新运会扩展至二十一省和四个院辖市(南京、上海、汉口、北平)，共1355个县，14条铁路，另有海外华侨也成立19个新运促进会，总计1412个。新运劳动服务团总数增至495万余人。
另外，新运总会制订了区乡镇新运会组织大纲，试图将新运由“城市推广至乡村”，还组织了大规模的视察活动，曾有130多人组成视察团，分赴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省以及重要铁路线及沿海、沿江等处视察。
新运总会迁南京后，其宣传得到高度重视。蒋介石以为前两年新运颇呈“沉闷现象”，1936年起，将新运定期刊物《新运会刊》改为《新运月刊》，又出版了《新生活半月刊》，宣传新运理论，又组织编印新运丛书，新运标语、挂图、电影，并利用多种形式的广播，在全国广为传播新运的思想、理论。宋美龄还把“礼义廉耻”四个字译成英文，供外国人理解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意义。
蒋介石用推行新生活运动来维护和加强其统治，也直接服务于南京政府的现行政策。在华北事变后至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基本上是推行“攘外”与“安内”同时并举的政策，它一面进行一些经济建设，开展国民军训，作了一些抗战准备，另一面仍加强对党和反蒋进步势力的“围剿”。
在党、红军比较集中的地方，新生活运动就主要被用来配合、“剿共”斗争。在红军长征过程中和胜利到达陕北等地后，西南和西北的一些省份的新生活运动就是这样。
1935年6月中旬，蒋介石到四川成都督促“剿共”，大谈“推行新运以实施文武合一的教育”，讲到具体任务就是要协力“剿共”。
“今日最急之工作，为全省各县人士所当联合乡里，协助政府而以全力赴之者，厥有如下之六项：(一)清查户口，(二)整顿保甲，(三)修筑碉堡，(四)储积粮食，(五)联络乡村，守望相助，(六)兴建公路，便利运输。”
新生活运动从发展起到结束，历时长达十五年。其中1934年2月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是蒋介石集团推行新运最卖力的时期。他们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新生活运动的作用和影响寄予厚望。
但三年多的新运声势浩大而收获甚微，蒋介石也认为，新生活运动自创始以来，“就一般成效和实际情形来说，实在不能满足我们的期望，达到原来的目的”。“除了极少数的地方以外，一般对于清洁、整齐的两件事，尚且没有切实的做到”。
“我们现在到处都可看到新运的标语，而很少看到新运的实效；到处都可看到新运的团体或机关，却是很少看得见有多数国民确实受了新生活运动的效果。
事实表明，人民群众并没有接受蒋介石设计的这种“新生活”。当时，反对，停止内战，实行，团结抗日，是全国人心所向，蒋介石企图把人民的注意力引上“攘外必先安内”的轨道上去是徒劳的；在民族危亡日益严重，民众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要求人们循规蹈矩，苟且偷生是不可能的；而在的大小官吏普遍贪污腐化，不顾廉耻的情况下，蒋高唱“礼义廉耻”，更是一种极大的讽刺。
对蒋介石所宣扬的伦理道德的实质和欺骗性，中外都有家和学者进行过深刻的揭露。周恩来曾指出：
“在伦理建设方面，蒋介石强调四维八德的抽象道德，若一按之实际，则在他身上乃至他领导的统治群中，真是亡礼弃义，寡廉鲜耻!”“也是以此惑人，要人民对蒋介石实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好便利他的压迫和进攻。”
“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八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约六十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无论哪件事都能证明蒋介石是利用新生活的名称来骗人。
实在说起来，蒋介石一生就决没有实行新生活。看看现在情形，再拿他找人写的几十本小书来看，就知道满没有这么回子事。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新生活与这个、与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什么?是到极点，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摧毁到极点。”
“那些的领袖们也许本能地意识到他们的经济制度是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因而高谈什么封建道德，提倡什么新生活运动之类的社会禁欲主义，在群众中大肆宣扬。而他们自己却大量搜刮财富，这和他们所倡导的新生活教条完全不相符合。这种心口不一、自相矛盾的做法更使人深刻地认识到他们的虚伪本质。所以，事实上，只有极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会受到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运促进总会随国民政府先后迁至武汉和重庆，开展了一些战时的服务工作。虽然当时的工作已与其原初意义的社会活动不同，但新运的名义仍延续下来。1946年2月，新运总会迁回南京。
当蒋介石发动内战后，利用新运为、反人民，发动全面内战的工具，直到1949年在的统治总崩溃时，“这个运动已经走到尽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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