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体育中国官方网站平台登陆历史写作的密码中国人有写史和读史的癖好。早在先秦时期，就设立了史官，到了宋元，历史小说兴起。如今，历史写作依然热闹，尤其在通俗写史领域，更是畅销书迭出。
但后人应该如何书写历史，是一个争论已久的话题。对此，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曾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这句话也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认为就是按当代的需要去写历史，还有些人的理解是，能激发当代人感知与兴趣的，才是真正鲜活的历史。
作家马伯庸显然赞同后者。他认为，要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历史，写历史小说要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他的新书《食南之徒》写的是一个汉代的“吃货”，“因为我跟很多人一样是‘吃货’，古人从苏东坡到袁枚都是‘吃货’。写‘吃货’的故事，一定会和现代人产生强烈的共鸣。”
写历史也是体力活。马伯庸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7点半开始在工作室码字，一直要工作到傍晚。非虚构写史的张玮，其《历史的温度》已经出到第七册，他在还没专职写作时，每晚下班到家已经七八点了，10点多打开电脑，写到半夜两三点是常事。直到现在，如果有点时间空下来，但电脑不在身边，“我会有种负疚感，自责为什么不能写点东西？”
在通俗写史的虚构与非虚构领域，马伯庸和张玮已经占有一席之地。听他们来谈一谈，历史写作的密码。
高渊：马伯庸曾在外企工作10年，张玮在报社工作了10多年，你们都是因为什么原因，开始涉足历史写作？
马伯庸：也算是机缘巧合。我当年在一家法国企业工作，公司有着100多年的历史，但官方简介写得很乏味。我就想，这100多年里公司发生过很多事，而且其中不少肯定跟历史大事件有关。
我查了一下，果然故事很多，就动笔写了公司的历史演义，发在内刊上。内刊一般是没人看的，但那次连载了一年，同事们都追着看。我发现，原来很多人对历史感兴趣，这也鼓励我用轻松的笔法写历史。
张玮：我本来是体育记者，后来做新媒体，停笔了几年。到2016年，想开个微信公众号，自己写点东西。我的目标只是拿个“原创”标签，当时的规定是，“原创”标签必须连续更新一段时间才会给，具体时间不确定。
我想写什么呢？一个是体育，我对这个圈子比较熟，但持续更新热点有难度。另一个是历史，我从小就喜欢，而且我找到了一个取巧的方法，百度百科上有“历史上的今天”，虽然一个事件就几个字，但这是选题“弹药库”。
张玮：我记得更新到第13天时，“原创”标签给我了。照理可以停了，但已经有一批拥趸等我更新，人有一种被需要感，我就更新下去了。
我觉得要坚持把自媒体做下去，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自己要有兴趣，这是前提。第二要有经济回报，这也没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大家都要养家糊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读者的认可。马伯庸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没有一个作家不会去网上搜对自己的评价。看到批评的，心态好点的话，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看到正面评价，就会产生继续写的动力。
马伯庸：节点很清楚，就是2015年。当时《古董局中局》刚出版，我算了一下前一年的版税收入，发现已经比工资高了，我就跟公司谈了辞职。其实，辞职前我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担心自己上了十年班，每天朝九晚五，忽然一下子没老板管了，可以随便去哪儿了，会不会整个人失衡半岛bandao体育官方。辞职第二天我睡到10点才起床，起来之后一拍大腿，早该辞了。
我对历史的兴趣，是从上大学的时候开始的，那时候我是个小众作家，每天挣点小稿费，没有放弃的主要原因，就是觉得写历史蛮好玩。背靠历史的一大好处，是灵感不会枯竭，不像有些作家写自己的人生，写完之后就没什么可写了。历史浩如烟海，不管虚构还是非虚构，只有写不动的时候，没有写完的时候。
高渊：写历史是一种选择，具体写什么选题又是一种选择。你的新书《食南之徒》，据说酝酿了十多年，为什么？
马伯庸：关于古代美食的题材，我很早就想写，一直不动笔的原因是不能只写美食，它的背后要有别的东西。
前几年我去广州的南越王宫博物馆参观，看到两根木简，上面写着“壶枣一木”编号多少，一共结了多少个枣。我的第一反应是，广东人真闲，枣子要精确到个位数，我们北方吃枣都是按斤买的。再一琢磨，广东没有原生枣，为什么在南越国却有呢？
我查到第一任南越王叫赵佗，河北人，秦始皇派他去南方打仗，他活了100多岁。我就可以脑补一下，他老了开始想家了，但当时南北对峙，回不了家，只能弄来一些枣树种在家里，在枣林里溜达溜达，寄托思乡之情。
而且南越国的覆灭也跟食物有关，当时有一个使者叫唐蒙，到了南越国吃到蜀枸酱，他想这种酱是四川的，为何这里能吃到？调查一番，发现四川到南越国有一条捷径，回去向汉武帝汇报，后来西汉军队就把南越国灭了。这很有意思，美食能够改变版图，还能找到里面的情感落点。这是历史和人性之间的结合点，找到这个就可以动笔了。
张玮：我的公众号最早是天天更新，当时还在上班，每天晚上写，身体实在吃不消。后来改成周六周日不更，再后来是隔天更，现在是每周两更。虽然我说“历史上的今天”是“弹药库”，但一天值得写的也就三五件。比如5月份的一天，历史上是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这当然很有意义，资料查下来觉得很难写，因为势如破竹，没有什么曲折过程，太顺了也难写。
我现在有个选题库，平时想到什么选题，就在手机上记下来。选题定了，我的心就定了，选题没定的话，我会很焦虑。
比如，5月6日我的公众号推文是《“邮”曼蒂克衰亡史》，1840年5月，英国的黑便士邮票首次发行，这是全世界第一枚邮票半岛bandao体育官方。而且中国邮票市场还是挺值得讲的，集邮牵动了一代人的回忆，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小时候都有一两本集邮册，这就是情感点，所以后台留言很活跃。
高渊：历史写作中，最吃功夫的是史料积累。当然历史写作也有不同“门派”，有的比较悬浮，不太讲真实细节。你的小说中，史料是很翔实的，找资料有什么诀窍吗？
马伯庸：对于历史细节的追究，其实跟作者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比如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里，有个著名的桥段，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小时候觉得这部分太好看了。看第二遍的时候，觉得有问题，关公从许都出发，先奔西北方向的东岭关，再到洛阳，然后再折回来到荥阳，路不顺。
我当时觉得罗贯中地理不行，后来我从事历史写作了，发现没这么简单。《三国志》写的是从长安出发，这样路是顺的。罗贯中把起点改到了许都，路就不顺了。但他为什么还保留后面的路线，因为读者并不关心东岭关、洛体在哪儿，他们关心的是剧情的精彩程度。
罗贯中知道，有些细节要细究，有些细节不必细究。究其原因，因为当时很大一部分受众是贩夫走卒，没多少文化，这样写关系不大。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互联网出现之后，历史知识大大普及，我们只能在历史写作中尽量精益求精，让读者挑不出错来。
高渊：《长安的荔枝》的第一章用了大量篇幅，写唐朝官府衙门之间公文的流转，会不会有人说你在“掉书袋”？
确实有不少人说我“掉书袋”，我觉得很委屈，因为这些都是常识。后来发现，有时候确实挑战了大众认知。比如我查过资料，汉朝县里的最高长官分两种，小县叫县长，大县叫县令。我写过一个短篇，就用了县长这个称谓，读者纷纷反馈，说怎么用这么现代的词，应该是县令。我没法一一解释，改成县令就完了。
现在我写东西，一般写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不太考虑读者，先把自己写过瘾再说，会用很多历史资料。写完之后再删一版，删到觉得没那么繁复了，然后给一些朋友看，就像白居易写完诗要念给老妪们听，她们觉得好才算好。
张玮：我很愿意，但还不是。我也很有感触，《历史的温度1》里有一篇写阮玲玉，用到一个词叫“用人”，很多人认为应该是“佣人”，但按照《现代汉语大词典》应该是“用人”，出版社得尊重《现代汉语大词典》。直到现在已经第七本了，还不断有人说，给你指个错，“用人”少了单人旁，我就不停去解释。后来出版社加印时加了注，来问的人就少多了。
要追求历史细节，写非虚构可能会更难一些。我是摆明了告诉你一个历史事实，就更不能出错。记得有一次写二战时美军伏击山本五十六，光一个开头我就查了两个小时资料。当时美军到底派了多少战机，有不同版本。其实没人关心这个问题，但我自己过不了这一关。最后查下来，一共派了两批战机，一批在航路上，一批在更高的云层里盘旋，体现在文章里就是一句话，但背后要查很多资料。
马伯庸：我是学市场营销的，首先想到的是受众是谁，他们会怎么反应。我也写了不少非虚构作品，对读者要有责任感，不能乱发挥。我在写《显微镜下的大明》时，就极其痛苦，不是说资料查不到，而是只要再往前发挥一点，故事就会很好看，但还是要符合史料记载。
我想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写到“秋风五丈原”时一定很痛苦，诸葛亮死了，后面的故事没心气写了，迅速滑过了。这就是价值取向和历史真实的矛盾，写历史难就难在这里。
张玮：最高境界肯定是雅俗共赏，但挺难的。写作重要的是换位思考，我写某句话的时候，要想读者看得懂吗？另外，纯粹的嘻哈搞笑，除非写得特别好，不然挺难得到一定层次读者的喜爱。
说到底，还是作者和读者之间要有信任感，哪怕你写得再搞笑，但我相信你说的事情是真的。历史写作的关键，就是要建立这种互信。
马伯庸：对，小人物好写。大人物有一个问题，比如王阳明，每天日记很清楚，不能瞎编。而且大人物太伟大了，作者没到他们的水平，是写不好的。小人物的记载少，而且小人物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古代小官吏怎么痛苦，我们能感知，古代老百姓担心什么，咱们也有共情。
《长安十二时辰》一开始主角是李白，可能是我的水平没到，很难写。而且，当时的李白是长安城的旁观者，一直被排斥，没有真正融进去。我想写一个生活在长安城的人，查各种史籍，查到了一句话，马嵬坡事变时，杨国忠本来要跑，一个骑士拨马而出，一刀把他脑袋砍下来，这个骑士叫张小敬。我想可以了，主角就叫张小敬了。他确实干了一件大事，但毕竟是小人物，后面的事情没有记载，我可以发挥了。
马伯庸：张玮的《历史的温度》就起得很好，从我起名的经验来看，最好是意想不到的组合。如果用“历史的关怀”，读者不会看的，因为这个词太熟了。“历史”和“温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人文概念，后者是物理概念，当你读到历史中的温度时，会发现这是一种借喻，表达的是对历史人物的关心，是人性的体现。
张玮：第一本书要出的时候，书名让读者投票，最后入围的是两个：“历史的温度”是我想的，另一个是出版社想的，叫“历史的真性情”。我觉得后者也不算差，但我书中写了不少汉奸，不能说他们是线%，“历史的温度”多一点。我就决定用这个，因为历史故事要写得精彩生动，关键还是写人，人是有温度的，组成的历史肯定也是有温度的。现在出到第七本，读者反馈最打动他们的还是那些人，特别是他们跌宕起伏的命运。
马伯庸：坦诚地说，我是一个起名的反例。基本上都是出版社催得不行了，马上要排版了，我说就定这个吧。我有一个小圈子，名叫“我看就”，其实全称是“我看就这样吧”，经常讨论了半天，最后说“我看就这样吧”。但这时候也可能出好东西，出来的。
我最早的作品，是大学时写的一个鬼故事。当时都用QQ，我写一个QQ闹鬼的故事，随手起了一个名字叫“QQ怪谈”，挺平常的。后来我看到一本书叫《笔仙》，一共三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叫《她死在QQ上》，我觉得名字很有意思，翻开一看，就是我写的。因为这个名字，传播量很大，我这才发现起名很重要。
马伯庸：刚写书的时候，我确实不太会起名。像《古董局中局》是出版商起的，原来的名字是“古董谜团”。后来的《三国机密》，也是出版社起的，现在来看还能起得更好一点，但那时候比我起得强多了。
一直到《长安十二时辰》，这是我自己起的。再到《显微镜下的大明》，这又不是我起的，我写了其中一篇文章发在“得到”上，他们的专题就叫“显微镜下的大明”，后来出书我直接借用了。再后面的《两京十五日》《长安的荔枝》《大医》等都是我起的。
《大医》这个书名，出版社觉得容易误解，确实很多人说你是不是写了本“太医”。而且“大医”也缺少独创性，在网上一搜，大医指的是孙思邈。但我还是用了这个书名，关键是不想太花哨，这样会以辞害义，影响读者的观感。
马伯庸：是我起的，写这本书的时候，没端着架子，写得比较轻松，书名也不用太严肃。正好那几天我也挺烦的，而且我很喜欢李宗盛的那首歌《最近有点烦》，很自然就想到“太白金星有点烦”。按理说神仙是很逍遥的，写他们的烦恼，也构成一种反差。
高渊：书名当然很重要，怎样署名其实也蛮有讲究的。张玮的网名是“馒头大师”，很多人都熟悉，但你出书为什么突然改用了本名？
《魔兽世界》，登录账号需要填用户名，当时我养了一条狗叫“馒头”，正蹲在脚边，我就随便填了“馒头大师”。出书的时候，出版社也觉得“馒头大师”名气比较响，建议用这个，但我觉得不太严肃，还是用了本名。我有点后悔叫这个网名，因为两头不靠。现在跟我熟的叫“馒头”，一般不太熟的，会叫“大师”，这就尴尬了，怕有人以为我自称“大师”。有一次做直播，一个网友直接质问我凭什么叫大师。
马伯庸：叫“亲王”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很早之前，我们在玩BBS的时候，有人自称皇帝，也有人叫总统，当时我在网上有个妹妹，她自称女王，我说我叫什么，她说就叫亲王吧。久而久之，大家都叫我亲王了。
后来正经开始写东西了，需要起一个常用的笔名。有一次看到《离骚》中有一句，叫作“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我才知道屈原的父亲叫“屈伯庸”，觉得这两个字很符合我的哲学，我是一个怕出头的人，觉得中正平和稳稳当当最舒服。这个名字还有个好处，很多人会以为我是个老头，当他们看到我时，会觉得你原来挺年轻。
当然也有烦恼。有一次出去开会，主办方订的机票是“马伯庸”，我就没法登机。还有一些汇款单上，写着“马伯庸收”，我也拿不到。直到我加入中国作协拿到了作家证，作家证上的笔名是有法律效力的，可以去取钱了。
高渊：一本新书从酝酿到写作再到书名确定，接下来就是市场推广了。这些年来你们用过哪些推广方式，最有效的是哪个？
，微博转化率对我来说还不错，还会做一些直播带货。但我最喜欢的是面签，虽然不像网上一卖几万本，但我能看到读者的反应，跟读者面对面。我不喜欢大场地，有的地方给我安排学校的体育馆，基本上没什么效果，学生听不清楚。我最喜欢的是两三百人的场地，每个人我都看得见，会越说越兴奋，这其实是在给自己“充电”。我在西安连续三年做签售，第一年一个小姑娘自己来的，第二年带了一个男孩来，说我俩是去年在你的签售会上认识的，第三年，抱着孩子来了。
冲榜用的。微博也会发一下，这些是我的主要渠道，也是最有效的。然后就是签售了，这对销售没有多大帮助，一开始我觉得没啥大意义，但后来改变了看法。这不光是知识上“充电”，也是给情绪“充电”。人都要有存在感和被需要感，有些读者真的是特地坐飞机、高铁过来的。还有读者让我主持求婚仪式，第二年抱着孩子来了。类似这种情况，都会给我自己产生很大动力。
马伯庸：很多人都说我很勤奋、很努力，我说努力是做你不大情愿的事，比如朝九晚五上班，没有人说努力看电影，努力打
，因为这些是开心的事。对我来说，每天写作是很开心的事，不是拿起笔来头疼得要死。而且这跟收入没什么关系，我从2005年入职到2015年辞职，这十年我没挣到什么钱，但我一直在写，写得很开心。写作对我来说确实是乐趣，而且写作跟别的行业不一样，比如搬砖，不管心情如何，可以保证每天定时定量完成。但写作不同，如果不愿意写，是写不出来的，就算勉强写出来，读者也能看出来。
写作特别诚实，作者当时什么状态，文字中藏不住。所以写东西一定是发自内心，开开心心的。什么时候觉得写东西极其痛苦了，要么憋出一部传世杰作，要么根本没入门。
马伯庸：我会刻意把写作和生活分开，所以租了一个工作室。我每天6点半起床，然后跑步，再把儿子送上学校班车后，7点半到工作室。每天出家门时，门一关就进入写作状态。
上午一般做创作性的工作，下午进行文字修改，傍晚合上电脑，走出工作室，进入休息状态，这时候就算再有灵感，也明天再说了。一般来说，每天大概写4000字，还会做删改，留下来的没这么多。
马伯庸：我的工作室特意选在学校旁边，上课打铃我就开始写，写到下课铃响，站起来活动活动，再打上课铃，我再坐下来。闹钟一定要关不掉才管用，学校铃声我是关不掉的。
还有一个场地我很喜欢，就是当飞机延误时，在登机口的那段时间是我最开心的。这时候没别的事可做，而且我已经在登机口，肯定不会耽误事，写东西最沉浸。
张玮：嘈杂对我真的不算什么，我原来是体育记者，在体育场里写，坐在火车车厢连接处写，在马路上街沿写，我完全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
写作就是“咔嚓”一下，立即切换模式。尤其深夜写作，就感觉一下子和白天的嘈杂环境隔绝了，进入了历史场景，一眨眼写到半夜两三点很正常。圈内管做公号的叫“公号狗”，我写历史还算好，如果追热点，就会更辛苦。
高渊：我们都写东西，我在写大部头的时候，胃口会比较好，而且喜欢吃肉，就有一个减肥的问题。你们觉得，写作有什么副作用？
马伯庸：写作的副作用很多，我的腰椎、颈椎不大好。我是近几年开始锻炼的，原来很胖，腰椎因为长时间写作不舒服，一个朋友送我一把椅子，完全贴合的，快递到我工作室。拆箱的时候，我把腰扭伤了。我坐到椅子上百感交集，和我的朋友说，真不知道该感谢你，还是该骂你。
还有朋友送我一台天文望远镜，我晚上有空就仰望星空，看多了，颈椎倒是好了不少。另外，出去签售的时候，腱鞘炎容易犯，我现在尽量不写寄语了，签名时手肘要有一个支点，这样手腕受力小一点。
张玮：我不光是现在，以前做记者写稿已经颈椎不好。另外一个副作用，碰到喜欢的题材，写得兴奋了，晚上会睡不着。这就是我喜欢半夜写作造成的，其他都还好，写作还是很快乐的事。
高渊：历史写作这些年很火，出现了不少畅销书作家，也吸引很多人投身这一行。你们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马伯庸：我每次去大学作讲座，一定会有学生站起来问，我很喜欢文学，马老师有什么建议？我说你先找份工作，不要觉得写作可以养活自己，找到工作后，写作就是你的副业，变成你的逃遁空间，这时候写作会觉得特别开心。
如果运气足够好，持续时间足够长的话，写作会慢慢给你回报。但写作归根到底是乐趣，如果一开始抱着要赚大钱出大名而写作半岛bandao体育官方，是很难写出来的。
张玮：首先还是要认清现实，我看过数据，现在国内的图书市场，基本上是10%的作家吃掉了90%的版税，剩余90%的作家靠写作是养不活自己的。
关键是打破幻想，有一个朋友说，他已经有两篇小说的腹稿，只要有三个月时间，到一个小岛上闭关，就一定能写出来。其实，写作很难完全规划好，要想一点写一点，有灵感的时候，写三五百字都行，慢慢积累起来。很多人还是把写作想得太简单。
张玮：互联网时代确实是给了我们很好的机会。以前一个作品写好，文学期刊或者出版社是不是赏识你，就直接决定作品能不能被大家看到。但现在大家都能在网络上发，有机会让读者认识到自己的才华。
但很多人没意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不是每个人都有写作天分的，有些人是理工科出身，但写的东西让人佩服不已，他们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还有一点，就是要坚持不懈地做一件事，这个能力常被人忽略。不要光看到名作家的版税高，也要看到他们的天分和执着。
马伯庸：我觉得，互联网的写作红利已经结束了。当年BBS纯粹靠文字，现在视频、图片多了，你的竞争对手不是其他作家，而是所有的短视频、微博，越来越难出头了。
现在的新人作家，纯粹靠发公众号引起大家的注意，难度越来越高了。所以我看到好东西，必须推荐一下，保住这些难得的新人。我也是从新人过来的，他们得到这种机遇很难，要多给一些机会。当然，以后他们走得多远，那要靠自己的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