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体育中国官方网站平台登陆新文速递 体育史研究应当回归史学本体——“首届20世纪中国体育史研究工作坊”学术综述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体育史的书写者皆以体育学界人士为主体，中国史学界鲜有关注体育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较为复杂，其中有苏联式学科分类的质的规定性因素，也有中国史学界对体育的刻板印象之缘由。21世纪以来，世界性跨学科研究的步调在加大，使得体育本体所具备的跨文明、跨文化、跨种族的多重特性日益凸显，体育史跃进为国际性学科，且有渐成显学之可能，史学界的学者也向体育史投放了注意力。
简而言之，中国史学界对中国体育学界内的史学领域所知甚少，也很难认可其对中国史学界的任何贡献。真实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的体育人文与社会学界中的史学研究一直处于一种孤立化、碎片化、自我化的研究状态中，其中的从业人员很少受过正规的史学训练。从业者即便受到了一定的史学训练，在进入体育学领域后，很快被体育学术界既有的传统所同化。一些理工科式的研究方法占据了主导性地位，导致中国体育学术界的史学研究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步。迄今为止，中国体育学术界尚无任何人在中国史学界有任何话语权，正因如此，
史学界人士用严整的史学范式来关注、研究、书写体育史可以提升体育学术界内有关体育史的研究水平，这种高水准的研究范式中包含了更为严谨的研究路径、高端的学术视野以及不断更新的学术理念。中国史学界真正意义上朝体育界打开大门的标志性事件是“首届20世纪中国体育史研究工作坊”，典型性的时间则是2018年11月1日，其具体的主办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论坛由冯筱才教授主持，邀请了香港大学教授徐国琦、中央研究院教授游鉴明作主题发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金、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编审程志理、上海体育学院教授路云亭分别作主旨发言与点评专家。来自全国历史学界和体育学界的30余位学者，就构建中国风格的体育史的各项议题作出了全方位、度的探讨。本次工作坊的动议起源于2018年初《体育与科学》编辑部组织的“中国体育史研究方向与方法”论坛，论坛期间，程志理、金、冯筱才和路云亭四位专家协商，组织“20世纪中国体育史”系列活动，决定由华东师大历史系组织第一届，来年由《体育与科学》编辑部组织第二届“体育史研究”。
体育本身就带有跨学科研究的质地。德国学者Ommo Grupe认为体育是世界上不同人群普遍能够理解的语言、符号和规则，体育具有交流的功能。体育的社交功能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甚至国与国之间。人们通过体育寻求的是身份的认可，文化的认同，盟友的结交。本次会议伊始，徐国琦就以体育的交往功能开启了他的主题报告。体育跨种族、跨阶层，跨性别。世界杯期间，在欧美国家，随处可见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背景半岛官网、不同阶层的人齐聚酒吧，共赏赛事，一起为球赛或欢呼或哀叹。徐国琦谈及他写作《国际体育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及作用》的缘起，其中不乏大量细节呈现的价值，这种陈述本身就带有人类学的内涵。
徐国琦并非体育学者，但他涉猎很广，在他的叙事中，体育同样具有和文化属性。这样的案例举目皆是，班班可考。徐国琦认为，如果要做美国的研究，肯定要研究棒球运动和美国社会的关系，否则研究将不完整；研究二战，从1936年柏林奥运会切入是一个最好的窗口；随着1895年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棒球被引进，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最有名的外交名片就是棒球。那个时候越来越被各国孤立，如果要关注所谓的“国际地位”，研究棒球运动就相当重要；对朝鲜问题，对韩国的现代社会转型的诠释，没有比对1988年汉城奥运会更为精彩的解读； 南非本来是种族隔离的社会，曼德拉通过1994年举办垒球世界杯实现了南非的转型。
徐国琦研究的重心是近代史，阐释的是近代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在中国近代史上，体育是中国和世界产生联系的重要元素，体育也是使中国实现国际化、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手段。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雅典举行。从此，中国的救亡图存道路和西方体育的现代转型遥相呼应，一拍即合。一些人认为，中国的积弱形象主要与身体有关。不尚武的儒家文化塑造了中国人追求儒雅君子之风的价值观。男性的辫子、女性的小脚，都成为了西方视野里中国落后愚昧的具象。彼时，严复、梁启超等知识分子都意识到，这个国家之所以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民族的身体出了问题，换言之，也是中国国家的体育出了问题。中国要自强，必须首要吸收西方体育。1917年4月1号的《新青年》刊登了的《体育之研究》，这也是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青年在文章中认为中国积贫积弱，拯救中国的一个良方就是体育。青年的体育思想也间接地影响了新中国的体育走向。1952年6月10日，为新中国体育工作题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确立了发展体育事业为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这一重要思想。青年仍然是一位带有民族主义精神的体育理论探索者。
徐国琦强调了教青年会对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教青年会是当时传播西方现代体育的主要推手，也是中国走向国际社会的通道。在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的民族主义兴起之前，教青年会的外国干事基本上主导了中国现代体育的开展。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外交官王正廷等人都与教青年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仅如此，教青年会还将奥林匹克运动会介绍到中国，并帮助中国运动员参与奥运会，中国百年奥运梦同样缘起于教青年会所办《天津青年》杂志，该刊在1908年伦敦奥运会之时提出中国何时能派队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何时能赢得奥林匹克金牌、中国何时能举办奥运会三个问题。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之时，教青年会体育干事宋如海更是代表中国到举办国观摩，并在回国后写了一本名为《我能比呀·世界运动会丛录》的介绍奥林匹克运动的书。“我能比呀”，简简单单的四个字道出了当时中国人的心声，也启发了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的百年梦想：中国要通过体育走向国际社会。
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参加奥运会是1932年，起初没有派队参赛想法的国民政府在听到上海媒体报道伪满洲国要派运动员去的消息之后，做出了让刘长春单刀赴会的决定。这件事情的推手是伪满洲国想利用体育来获得世界认可，所谓的体育的工具性在此也可以体现出来。日本京都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嶋航提交的论文题目是《中日的体育交流与伪满洲国建国纪念联合大运动会》，高嶋航曾与日本史学家坂上康博、中房敏郎、石井昌幸合著过《世界体育史》，自己独著有《帝国日本与体育》，本次会议高嶋航教授因故未能亲自入会，其博士研究生项巧锋代其宣读论文。高嶋航从伪满洲国的“建国纪念联合大运动会”的史料切入，剖析了体育和之间的内在逻辑。他指出，作为一个近代国家，首先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才能够立于世界之林，因此，对伪满洲国来说，国际社会承认其存在的合法性至关重要，让伪满洲国的国旗在奥运会上升起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途径。而刘长春的参赛令伪满洲国的企图破灭，并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自强不息，起到了不错的媒体效应，打出了一张非常精彩的外交牌。
徐国琦的国际化视野给与会者带来了一种新感受，那里也有一种研究问题的新方法，其发言主题涉及新中国的体育外交问题。新中国成立的首要任务是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从国际体育的角度看“一个中国原则”比从、外交的角度要成熟得多。1952年实际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参与奥运会，虽然代表团是在闭幕式前匆忙赶到赫尔辛基。在国际社会还未承认新中国的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的这次展示具有非常重大的外交价值。国家可以通过体育展示自己的文化，甚至重塑国家形象，从而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体育的这种超越性价值尤其突出地体现在奥运会或者世界杯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这些仪式的本身就是主办国和举办城市文化及文明的体现，是向全世界展示的窗口。体育自身有一种相对独立的品格，但是，体育与的关系则构成了体育的另一种存在方式。法西斯曾经借1936年柏林奥运会向全世界宣布雅利安人的种族优越性，为此恢复了火炬传递仪式，拍摄美轮美奂的纪录片。法西斯未能完成其虚妄性的愿望，却也给体育与的关系作出了符合历史意味的注解。日本也成功地通过1964年东京奥运会从一个二战时期的野蛮入侵他国的国家转身为一个经济发达的现代国家。2008年北京奥运会，许多国家首脑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参加开幕式，而小布什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个美国现任总统参加了在美国之外举办的奥运会开幕式，中美关系趋于稳定，并赢得了人所共知的“黄金十年”。包括现在，习主席的足球外交，体育和国际及中国都密不可分。
体育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外交载体角色，其他元素不可替代。中国的体育外交不仅限于奥运会，最有名的是乒乓外交，小球带动大球。1971年3月末4月初，日本名古屋举办了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队的参赛表示了中国愿意与世界联动，而中国邀请美国代表团访华则预示了中美关系将要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如此，中国的外交形象也因乒乓外交为之一变。乒乓外交是体育在中国外交战略中做出的巨大贡献。中美两个多年对立大国成功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因而顺利重返联合国，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因此为之一变。乒乓外交成为当时全球瞩目的重大事件。徐国琦的解读所呈现出来的国际化大视界给与会者以更为宏大的思考空间。
金发言的题目是《读解中国乒乓球运动史的三份史料》，金不仅对乒乓外交活动有所研究，还对中日乒乓球运动交往史做了深入的探究。他认为，研究体育史一定要扎根于第一手资料，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与重心，他分别列举了1925与1926年《申报》上刊登的关于中日乒乓球俱乐部比赛的消息，以及1948年《新民晚报》刊登的有关乒乓球赛的消息半岛官网，以此展示如何通过翻看大量的当时的报刊来获取真实可靠、相互佐证的信息。金强调，历史不可以凭空想象，妄自猜测，必须有凭有据，方能信服于人。金为了做中日乒乓球交流的课题特意前往北京查阅档案，并在大量的中日来往信件和电报中提炼有效信息，进一步分析当时为什么要和日本的乒乓球团体交往以及如何交往。金纯正的史学研究方法也给体育学术界的学者带来了启迪。
体育外交也包括了足球外交。华东师范大学韩栋在会上专门讲述了1954年匈牙利一非职业足球队来沪做访问赛时中方的回应。韩栋在上海档案馆中翻阅了当时的报刊，梳理出了上海市政府接待匈牙利足球队的过程、措施以及球票的分配情况。当时的媒体对这次中外足球队的交流有细致入微的报道，不仅写出当时他们住在锦江饭店，每个匈牙利球员每天的伙食标准是旧币5万元。当时会议的准备很周详，照顾了每一位球员的口味喜好，每天都为球员供应柠檬。当时的媒体对这样的细节都予以了报道，这样的报道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上海这种城市的文明水准。韩栋全面梳理大报小报令体育史的书写富有了生动性和立体感。足球外交史上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李惠堂。生于香港，成名于上海，且常到世界各地进行足球交流的李惠堂因球技突出、成绩斐然而得到了很多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的宋典在翻阅内地与媒体对李惠堂的报道时发现，李惠堂的形象和身份属性在和港台地区的媒介中大相径庭。宋典在翻阅了大量原始文献后说，方面的报道多说到了李惠堂代表的是“中华”，而方面的阐释则仅仅说李惠堂代表了中国，并未提及所谓的“中华”。由此可见，体育史的书写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甚至有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当研究某一历史人物时，将他放到交流媒介的主流中会发现许多新格局。宋典的发言将人带到了一种价值观差异性的语境中，历史传播的不确定性也时常成为困扰史学家研究特定领域的因素。
下午会议主要发言人是来自“中研院”近史所的游鉴明教授。游鉴明常年致力于地域女性文化研究，曾专门研究过近代中国华东地区的女性体育，此外，游鉴明对女子体育及其他地区女性体育亦有深入探究。
女性主义是上世纪20 世纪西方社会科学中最具影响力的。在20 世纪70 年代末，女性主义进入了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女性体育研究。研究进一步促进了对全球化、媒体、后殖义、性别和空间等主题的审视。这些话题还连带性地引出了关于身体、霸权和权力的新理论，间接地涉及性和男性气质问题。在体育史学家的文本中，更多跨学科的观点和理论进入了话语体系。
Roberta Park指出：“现代女性的解放与她的运动能力密切相关——当然还有她的身体素质。”在西方现代女权主义学者眼中，“妇女的地位是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瑕疵之一”。近代，女权主义唤醒了中国一部分女性的主体意识，她们开始要求与男性享有同样的参与运动的权力。与此同时，部分精英阶层在推动社会变革谋求民族复兴的道路中十分重视女性形象的改造。20世纪初，女国民一词常见诸报端，而新女性的三个基调是“到学堂读书、不再缠足以及强身健体”。参加体育活动被视为女性拥有文明且健康的身体的有效途径。
游鉴明通过对档案、报刊等史料的爬梳剔抉，试图还原体育与女性特质的呈现关系,女性体育生活的日常模式，并以此展现女性体育在国家命运、两性关系、公众等层面的社会文化内涵。此次，游鉴明以《当体育遇上性别》为题，全方位地呈现了其研究女性体育的方法、态度、切入点以及问题意识。游鉴明以媒介世界中的体育信息为主题，关注过往报刊中的诸多信息，其中包括对女运动员形象、球技、身体的描述，借以展示出当时人们对女子体育的态度。像在上海，女运动员最初是时尚和摩登的代名词，是当时出入各种社交场所的新生力量，呈现的是都市新女性的形象，名噪一时的女球员成为社会崇拜模仿的对象。女运动员日常的穿着更会引领一时潮流，报刊上会登载某女运动员穿了白色运动衣配蓝条子的灯笼裤、烫了波浪头发、波状的黑发上扎着红丝带这类的词，而后便会有人模仿这样的穿搭。游鉴明给予了女运动员服饰特别的关注。女生最初依不同年龄做体操穿长裙长裤，后来穿灯笼裤配上黑袜子，再往后的田赛，女运动员一般都留被戏称为清汤挂面的短头发，穿的则是与现代无太大差异的短运动裤。游鉴明认为关于女运动员运动服的演变及其转变原因是女性体育研究领域一个很好的主题。
对诸多趣味性细节的深度解读是游鉴明的强项，她的研究方法融合了档案学、口述史、图画史等诸多学科，多学科交叉给她的议题带来了勃勃生机。她发现当年上海体育场所照明设备的出现和照相需求有着逻辑关系。游教授还注意到女性运动装的演化历史，并认为女性运动服装的变迁是一种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游鉴明从微观的材料中析出宏观的理论的研究方法，给与会者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感受。除了报刊杂志中关于比赛的直接报道，游鉴明对漫画、广告和电影中的体育细节的解读也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印象。游鉴明的研究试图解决四个问题：对身体的规训，运动中的观看与被观看，女运动员的形象以及女性主体的问题。体育运动中的身体，特别是女性的身体是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权力、社会结构和文化系统的载体。在游鉴明的讲述中，我们既看到了男性化、阳刚的身体，也看到了女性化、柔美的身体，比如游泳明星杨秀琼的身体成为文化符号出现在各种大众媒体上，除了新闻报道之外，还出现在广告、漫画、电影、歌曲中，最后进入公众中。
有的女运动员即使在运动场比赛上也会涂脂抹粉，平日她们要外显自我，则会通过广告宣传自己，各种报刊上的广告也开始消费女运动员，像某麦片的广告就是一个女子打网球，广告语宣传吃了麦片，精神饱满，坚强筋骨；一些药丸同样画了女子打网球，也是标榜能使身体康健；还有花露水称其受到了当时知名女运动员杨秀琼的青睐，以期用明星效应带动销量。针对多则广告都选择女子网球这项运动的现象，与会的沙青青提出假设，是否不同的体育项目表达了不同的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这是有待学者进一步研究的主题。
女性参与运动是女性意识觉醒的产物，具有主体性，但媒体有关女子运动员的论述十分复杂。女运动员的确完成了从传统女性到都市新女性的华丽转身，但其中也充满了坎坷与困顿。体育中存在男性霸权主义，关于阳刚之气、男性优越性的形象和理念不断重复和强化。游鉴明发现大众媒体对女性运动员的描写有大量的嘲讽性的内容，比如女运动员的穿着有伤风化，她们与男运动员同场竞技不合时宜等。这些负面形象实际阻碍了女性运动员地位的提升。游鉴明运用了“凝视”的概念来阐释观看的形象跟主体性。游鉴明引用漫画资料描述观众对女球员身体的行为。漫画不画观众看女性打网球，只画观众故意看运动员的身体的场景。她指出，在运动当中，女性为自我形塑开拓了一个新的空间，女性并不是消极被动的主体。比如，当时的报纸中有一则男女运动员为争球场大打出手的报道。一群女学生，为了争取一片练球场地，不惜和象征父权的男生进行平等的抗争，颠覆了传统的两性关系。在女性体育中男性的凝视难以避免，比如当时有不少男性纯粹是为了欣赏女性身体而去观看体育运动的。但是这个过程中，女性同样是巧妙的周旋者。
中国近代女子体育领域还有诸多空白等待书写。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强国保种体育观的普及伴随着政权的更迭、教育体制的改革、美国自然体育理论的引入、运动会项目的转变以及“体育救国”的的出现，中国历史上女性身体压抑的戏剧性和父权制传统使中国女性的身体自由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问题。在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下，意识形态对新女性主体的询唤呼之欲出。游鉴明提到，在日本占领期的彰化，国小的女学生外出参加体育比赛胜利之后，不仅受到学校的欢迎，连彰化的地方人士都会放炮庆祝，她们不只是学校的明星，更是地方的骄傲。
关于近代女性体育问题，多位与会者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中国第一部具有近代化理念的默片《体育皇后》。《体育皇后》由联华影业公司于1934年出品，导演为素有“诗人”称誉的孙瑜，主演阵容强大，其中包括黎莉莉、张翼、殷虚、白璐、王默秋、高威廉等。影片时长约40分钟，1934年上映后获得了民众的喜爱。《体育皇后》是较为成熟的体育故事片。由黎莉莉饰演的林璎更是深入人心。林璎的青春、朝气、健美的女运动员形象让不少观众倾心。影片中有很多女运动员生活细节的描述，像打毛线、刷牙等。游鉴明对其中的画面作出了截屏处理，竟然出现了东北到上海的人士所举起的旗帜。作为女性学者，游鉴明教授很细致地解读了《体育皇后》中女性体育学生在沐浴时传递香皂的细节。电影中还有来自各地的体育观众花里胡哨的装束。这也反应出当时的体育观众已经有与国际接轨的做派。
游鉴明的研究方法具有独到性，概括起来有三点。其一，直接接触最原始的史料。游鉴明长期深入到档案馆，而非只待在图书馆。其二，直接解读原始图片，力求穷尽其中的信息。其三，面对大众皆知的素材，通过细致入微的分析，看到人们看不到的东西，即在众人熟视无睹的地方发现新问题。这样的研究方法给与会者带来了惊奇的感受。北京大学历史系赵茜提交的论文《电影、都市生活与女子体育——中西碰撞中的〈体育皇后〉》也涉及女性电影。赵茜认为，这部影片的拍摄与1934年新生活运动的兴起有一定的关联，与左翼文学精神凸显也关系密切。影片想通过对健美与朝气的宣传重塑中国国民的精神面貌。影片的热映引起了人们对皇后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最高头衔的争夺和锦标主义的思考，也认识到了这一时期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内在的矛盾。
与会不少学者还挖掘到一批未纳入过研究视野的史料，为近代女子体育研究开辟了新的疆域。曾稚媛翻阅了1927到1937年间所有的《北平晨报》，梳理了那十年间北平女子体育涉猎的所有项目。王方星通过梳理校史研究了时期东吴大学女子篮球队的日常训练和生活。郭红卫通过1938年孤岛上海兴起的溜冰热证明福克斯公司出品的八部宋雅海妮的冰舞电影带动了国民参与跑冰的热情，那一时段，永安、先施、大兴等百货公司，拉斐花园大都会以及一些舞厅相继开设了溜冰场，不定期举办跑冰表演和比赛，一些专门的溜冰组织和溜冰队应运而生，甚至连填字游戏都出现了宋雅海妮的形象。有关时期女性体育的研究涉及时尚学、城市学以及风俗学，其中的内涵比男性体育还要复杂丰富。与会者的发言将本主题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程志理曾指出，体育史领域有两种研究倾向需要摒弃：现象描述和数据统计。一种类似于街头匆匆拍下的影像，一种是只有概念认知、全无切身感知的对象化探究。20世纪80年始，历史学的“文化转向”激发了对人们生活方式的理解，随着小历史观的落地，传统的史、军事史、外交史、经济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史学界的思想几乎瞬间取得了统治地位，史学也由此跃进到一种高端的地位，并激活了诸多学科。小历史观的落地也变相地鼓励体育史学家进一步探索体育的文化维度，而不是单纯地将体育视为社会的映像或产物，实证的传统叙事成为国际体育史研究的一个突出范式。历史和体育讨论往往以个人及其叙述为中心，探讨体育的文化、历史、、社会等多重意义。程志理认为，体育是研究历史的极好角度，因为体育几乎已经成了现代化的一种表述方式。因而体育史的方的转向就显得尤为重要，体育应该以人的运动行为为研究本体，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体育学的学科体系。程志理一向支持口述史的纯正性，并在自己主编的《体育与科学》杂志上率先发表金对徐寅生所做的口述史。《体育与科学》之举不仅开了体育学术界口述史的先河，还为体育学术界做口述史提供了一种范本。
体育自身就有度的价值和内涵，而对体育的理解可以来自多元领域，其中包括史学界较为活跃而自由的观察方式。史学界人士对体育产生兴趣也源于史学界人士的一种视野无限性。史学的基础在于材料，互联网时代到来后，所有的公开出版的纸质文本几乎在一夜之间为人穷尽式扫略精净，于是，口述史就成为一种无法复制的孤立的原始材料，方兴未艾的口述史方就是这种大环境下的产物。丰富的感性化的口述史给史学带来了活力，也使得体育史的构建出现了多种可能性。《体育与科学》杂志编辑部近年来一直在倡导“体认”的研究范式，同样也基于这样的一种大文化精神一脉相承。所谓“体认”，就是置身于运动情境，从本体论的立场来研究体育。也就是说，体育史研究应当要进入研究对象的独特语境当中，在此前提下推导、还原出其文化形态。大数据时代到来之后，各种纸质资料转换为电子信息，研究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与研究相关的所有文献，梳理整合历史的难度也大幅降低，而今，已存历史资料被学者爬梳殆尽，挖掘新材料成为体育史研究的新兴途径。较诸纸质文本，口述史具有细节充沛、无再生性、直面事实等特点。研究者们越来越重视口述历史的整理，通过一手资料对已有文献进行补充和扩展，印证比对。
口述史通过呈现生命历程来展示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还可以借助描述个体与故事相关经历来构建一种事实。口述是一种主观呈现，一种特殊视角，但它却是稀有资源，可以用来研究复杂的历史现象，解释人与社会、人与环境间的度关系。做口述史未必一定要按时间顺序采写，口述史的重点在于捕捉瞬间元素，研究者需要进一步审视和观照才能发现并还原那种语境，从而建构出文本的意义。关于口述史对体育史书写的价值，路云亭也有鲜明的见解。路云亭的发言的题目是《象形术考论》，也是从口述史导入的话题。路云亭对徐浩峰为李仲轩所做的口述史《逝去的武林》评价极具代表性：“首先是把人带入了武林的情境当中；第二就是把武术放回了武术的本体当中，而不再是体育；第三就是让舞蹈、武术等都拥有了强大的活性，很鲜美，不再僵化。”
“象形术”是一个现代概念，是一个口述史概念，一个由口述史导致的新闻事件，同时是一个由这个新闻事件导致的学术上的变化。《逝去的武林》把口述史引入了武术，并且激活了象形术。路云亭指出，象形术形成于上世纪40年代，由于民间传播式微，逐渐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无人提及。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生起了武侠热和武术热。路云亭剖析了二者的差异。武侠热发端于五四运动，延续了五四以来的反帝、图强的精神，而武术热是“身体发现”。武术热中包含了体育的发现，同时也包含了身体的发现。前者如竞技武术、传统武术中的格斗术，而后者则是一种想象、精神、图腾之类的虚无之物，比如“气功”，它从身体走向了精神。这种附加值容易被利用、异化，后来就逐渐衰弱了。路云亭认为，人的身体最终是要还原到人的本体，而超越了人本位的任何尝试都带有风险。
“象形术”是在李仲轩的口述史中再现出来的词语。象形术的跨度很大，它缘起于近代，但本源是庄子所说的养形之人的仿生性行为。路云亭追本溯源，回答了诸如象形术是何等异术、象形术有无超越性价值、象形术和其他的象形武术的关系等问题。《逝去的武林》等著作通过几位武术家的口述激活了象形术。而口述史记述的象形术很容易将读者引入一种优雅性、浪漫性、奇幻性的武术语境中半岛官网。针对有学者提出传统武术走向没落的问题，路云亭从武术的非体育特质着眼，分析了以表演为主导的“伪”武术以及以格斗为主导的真武术两种武术形态，其中格斗术在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一直以隐性传播的方式存在。从而厘清了跨界竞赛是一种违反逻辑的竞争，其本身就不具备合理性。路云亭指出，规则乃是胜负的关键。混沌化的武术属于一种超越于体育范畴之外的文化范式。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武术一直有套路化的趋势，要按照西方的、科学的理念来建构，而这种建构隐含着对武术内涵的曲解。以动作命名为例，现代体操项目可以采用客观的量化标准进行衡量，但武术动作是无法量化的，比如白鹤亮翅这一动作名称，它其实呈现了一种状态或一个过程，带有原始模态思维的痕迹，是中国文化善于具象表达的例证。
路云亭认为中国古代体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体育。他认为中国古代体育史的研究应谨慎使用“体育”这个概念，现代体育的规则和中国传统游戏没有近缘性，他提出中国体育史学的构建应使用自己的概念、体例、价值判断法，不需照搬西方。程志理从身体和世界的关系中重新认识武术。世界有三，一种是非人的世界，就是自然；一种是人的世界，就是社会；还有一种就是“我”的世界，就是身体。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根本的密码，所谓天人合一，就是通过“我”和身体关系来认识这个世界，这是中国特有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也就是身体认知的范式。在认识论层面，我们有概念认知、形象认知，但身体认知往往被忽略了。而这恰是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里面的精髓。程志理对路云亭的发言作出了评议。程志理认为，对武术的研究要打破对以奥运匹克为代表的西方体育的情结，回归到中国文化中来讨论。
“西方主义”是19世纪后殖民时代殖家对殖民文化的一种称谓。欧洲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工业化运动后，率先进入现代文明，于是，东方主义式微，西方主义拥有了绝对话语。而中国近代体育史正是依照“西方主义”框架审视并塑造自我的百年历史。中国近代化最重要的改变是关于身体的理念：从崇尚纤弱风流到追捧肌肉强健，这是西方审美的典型特征，也是现代体育在中国生根发芽的根本土壤。从当今现代国家发展的实例来看，现代化就是一个乡村从属于城市、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动态化流程。路云亭、程志理对中国古代体育研究思路的纠偏恰是对中国文化自信的实现路径的诠释，两人都企图构建出中国式学术话语体系，从而真正拒绝机械地套用西方思想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
中国思想界也以史学为向导，史学家们相对厚重的材料学功底为公共思想提供了更为可信的元素。口述史热彰显出史学在当下中国的崇高地位。其实，中文学科中的纪实文学、新闻学科中的深度报道、社会学界的田野调查，四者体现出研究方法的贯通性。本次会议还邀请了乒乓球运动员倪夏莲的传记作者顾铁林，回顾了自己写口述史的缘由。十几年前，顾铁林与倪夏莲在嘉定一乒乓球训练点相识。交往多时，顾铁林为倪夏莲丰富且典型的经历所触动，两人达成共识，觉得将倪夏莲的一生写出来可以梳理中国乒乓球的历史，也能给未来带去参照和思索。倪夏莲很早就到卢森堡从事乒乓球教授工作，其对乒乓球的全球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顾铁林认为，体育跟国家及文化都有密切关系，运动员身上能折射出我们民族精神中一些本质的东西，运动员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大使，成为连接中国与欧洲的一座桥梁。路云亭从顾铁林的口述史创作中发现了江阴的英雄主义传统密码。明末江阴抗清八十日，十七万人口惨遭屠戮，江阴人的血性仍在，江阴人对英雄的崇拜情结已然闪现在当下。顾铁林在言谈间时不时地流露出江阴人的内在的决绝情绪，他所书写的倪夏莲的传奇人生无形中激发出了顾铁林宗教性的情感。顾铁林的言谈带有个体示范性，他本人的崇尚英雄主义的情结真实可信。顾铁林所做的传记文学也给人们带来很多启发。人们书写体育史时，书写者自身社会价值观也在无形中融入其中，书写者的主观性同时有时代的客观性，两者共同促成了书写文本的成熟。
运动员口述史的书写属于个案研究，整体研究需要有个案研究做支撑，当育史编撰缺的就是鲜活的第一手材料。近期同样为上海籍乒乓球运动员做口述史整理工作的金也通过研究说明，个人口述的历史可以汇总成为集体口述史，从而分析整合出整个体育项目的脉络轮廓。他在采访运动员时设置了他们的住址和打球场所等问题，从而得出当时的乒乓球运动场地主要集中在今人民广场一带的结论。如果以路、南京路中心为原点的话，方圆十公里以内的十几个乒乓房就是上海乒乓球，乃至中国乒乓球的摇篮地。金从口述史料中描绘出了一幅乒乓球的基因图谱，展示了体育生命延伸的一些法则，关于地域、城市以及国家建构的基因。金以国家乒乓球队的“让球”为例来说明口述史的真实性的问题。口述史从第一个人的口述开始，把它整理出来以后，经过了运动员自己审核、认可的程序，到了出版社又经过了编辑人员审核、认可，其中要经历三五次类似考试的流程，口述稿会经历多次的变动，其中的第一稿、第二稿、第三稿、第四稿的演变过程时而富有戏剧性，因此，对口述史不同版本的研究也极具价值，这也是口述史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很值得总结的问题。关于让球问题，路云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随后小范围会议中路云亭认为让球现象可能不符合西方的体育精神，但符合中国的礼法精神。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以后，一定会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文化的改造，中国乒乓球队的让球情结属于礼，而非所谓的法。那里应该有一种超越既有体育范式的内涵。路云亭继续解读乒乓球界的让球问题。他认为，中国乒乓球队仍旧保留着赢对手10分时要主动让出1分的传统，让出的1分未必符合体育精神，但符合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
口述史的书写还需注意讲述人所讲之事的真伪。西北政法大学的何杰峰通过对广西防城港峒中镇那丽村村民的口述访谈研究了边疆地区民族传统体育的多元文化叙事。当地人称他们的砧板陀螺起源于宋代，但经何杰峰比对过史料典籍之后发现，村民所说不尽为真。这是口述史料存在的一个问题，口述者讲的历史未必是真实的历史，只是当事人眼中的历史，或者是其希望的历史。程志理指出，现在体育界中民俗文化的研究有观念先行的思路，意识形态的成分较多。比如民族体育进课堂、民族体育旅游等等文化寄生的方式。观念先行容易造成从文化空间里面脱离出来，成为一个表演化的存在，和它的文化存在性之间就背离了。程志理强调，体育史只能追溯，不能构建，做项目体育史，不仅要有口述史，还应该做图像史，更要挖掘支撑材料，几者之间构成一个证据链。路云亭强调，口述史不应该强调真伪问题，因为不真实也是一种表达方式，许多口述者都存在程度不等的不真实问题，但不真实的背后或许有更为深邃的思想背景，同样值得研究。
本次会议虽然宗旨在体育史，由于体育本身的跨文化特性，本次会议的论题自然而然地带有文化构建的大范畴，其中涉及“国家体育”的理念。早在1919年，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即刊登了《游戏地理：国家体育如何构成其人民习惯和历史的地名录》一文，作者J.R. Hildebrand提出，体育是理解文化本质的关键。他将历史的复杂性简化为一个简单的等式，在这个等式中，体育运动是人类进步绝大部分的原因。在西方，人类学学者、历史学学者、社会学学者、国际关系学学者都在试图通过体育视野去解读其他各种社会现象，以期可以解读出新的画面。
本次会议取得了一次宏观突破。是建国后中国高等教育界第一次由高校历史系专门以“体育史”为主题召开的重要国际学会议。由于体育人文学术相对封闭，体育史的研究远远落后于主流的历史学界，表现在使用方法保守、规则不明确、缺乏批判性思维力度等诸多方面。就本位情况看，这次会议将开启体育史回归史学界的先河。质言之，这是一种自然的回归状态。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是千年显学，治学水平处于我国人文学科的巅峰状态，素为推动中国思想发展的原始发动机。此次会议旨在回归史学，融通学科，激发史学的原创力，扩充体育史的研究领域，让体育学界和史学界的学者们相互交流，共享体育历史，以期推动体育史的研究达到视野宽阔、方法多元、理念先进的高度。此次会议不仅对体育史学界的健康发展有积极作用，对整个体育人文学界来说都是一种优化性、浸入性、升华性能量，将极大地优化中国当代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环境。
本次会议还在微观方面有诸多突破，并足以成为示范性例证。首先，治史也要有全球视野。徐国琦一直在阐释一种可为全世界民众接受的理念：共有的历史。体育作为大众文化，本身是跨国的，实际上也是全世界所共有的。从国际史角度来看是共享的。这也是国际体育史学界充满活力的研究方向：体育的跨国历史。这种体育跨国史超越了国家层面体育史的边界，也超越了在特定体育或语境中与历史学家个人经历有关的自反史边界。在这些“根植于个人运动经历和文化的历史中，文化实践和根植于历史的身份相遇了”。
其次，这次会议创造了一项中国学术界新纪录。本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由历史学界召开的体育史学会议，会议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首次由高等学校的历史专业以“体育史”为主题召开的重大国际学术会议。这便意味着历史的学术视线终于投向了“体育”这样一片相对孤寂的疆土，打破了体育史研究仍局限于体育学界的固有窠臼。由于积年累月的封闭，现有的体育史研究几乎完全采用了理工科式的范式，鲜见符合历史学整体的学术规范的上佳之作。体育史学界可谓积弊丛生，并出现了三个特点。第一，体育史学界一直维持编写教材的习惯，却未能做前期的专题史研究基础。第二，在材料使用的穷尽性、规范性、多元性方面举步维艰，以致于一些高端体育学刊物也出现了直接引述维基百科、百度百科文献的现象。第三，体育史学界仍旧囿于自身学科高度的封闭性传统，对外来学科缺乏系统理解。其在史料的爬梳剔抉、注释的引证表述、资料的穿掘惟新等方面大多处于非规范状态。体育史不应只是中国体育发展历程的记载和总结，它更应纳入到当代中国整体史中，从“体育中的历史”走向“史学中的体育”，与、经济、文化史相融通，“围绕文化历史（cultural history）构建体育史领域”。徐国琦认为，此次会议的重要价值在于通过不同高校、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的沟通交流，可以进一步促进国际体育的研究。国际体育本身作为一个研究方法，它可以融合多种学科、多种专业、多种研究方向。
再次，发挥史学包容性强大的优势，建立符合国际规范且具有中国做派的体育史学派。毋庸置疑，史学可能是所有学科中包容性最强的学科。史学既然包罗万象，史学会议也有极大的容纳力。在20世纪中国体育史这一大范畴内，此次会议涉及了体育、竞技与国家，乒乓球运动，国家政策与体育发展，传统民族体育，体育、与外交，近代中国女子体育，体育、媒介与意识形态等论题。与会学者积极发言，或从宏大视角入手，或从原始材料切入，将成文展现在大家眼前，直接给出了体育史写作的范式，所用方法和选题含于其中，一目了然，方的意义十分明显。
体育史学一直是一个开放的学科。体育史学的开放在本次会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徐国琦的大视野观给人带来了崭新的方意义上的借鉴资源。游鉴明的图片解读之道则将人导入一种洞见其微的深远境界。金的材料分析法同样以小见大，一切从实证出发的做法给当育人文社会界带来了一股新风。路云亭的跨文化研究的视域辽阔，他将口述史、原始文献与田野调查融通在一起的研究之道也值得大家品味与借鉴。程志理的通达的视野，坚定的认知力，体认学高度的探究之法，无不显示出厚重性与先锋性的交融度。
这里不妨简述一下当前中国史学研究中的体育学与体育学研究中的史学体系之差异。史学研究中的体育学有三重性，其一，注重原始材料的开掘与发现，而中国体育学界至今未尚未进行对体育原始史料的摸底工作，遑论更为深邃的学术开掘。其二，史学研究中的体育学是建立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的，但中国的体育史学界从未有过专题史的基础，而长期处于常识介绍之状态，生产的是一些普及类读品，在使用材料方面存在挂一漏万、随意撷取乃至东拼西凑之现象，毫无学术规范性可言。其三，史学研究中的体育学从一开始就从档案学、田野调查、复合性的原始文献入手，有着扎实的文献学根基，这些方法在体育学术界极少人有人涉猎。从本质上看，目前的中国体育史学界所做工作的价值微乎其微，几乎为零，不仅谈不上贡献度，还有误导青年学者的学术方向之嫌。不妨荡出一笔，中国目前的体育社会与人文学科的所有学科都存在类似的问题，体育社会与人文学术界长期的封闭发展模式已经给体育学术本体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体育人文与社会学界的主管人士对与体育紧密相关的外域学科几乎不闻不问，一些体育学术界的文摘类刊物的主管人员也对先进的和规范的学术方法所知甚少，导致体育人文社会学术一直处于高度低迷状态，其自我封闭的状态长期未见改变。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界长期存在的外行管理内行的现象几乎是一种公开的现象，如此的怪象直接导致中国的体育人文与社会科学长期裹足不前，其研究成果的负面价值甚至要远远大于其正面价值。有鉴于此，本次会议可谓意义重大而深远，其潜在的影响力还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酵。